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8隋书经籍志经述要

第八讲  中学规范详究之四：隋书经籍志经述要

孟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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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第一节课张展雄  2012425027 

下面我们来看，隋书经籍志，我们还是要继续思考经与史的关系。

我先请一个同学来念一下，刘昕怡，你来把隋书经籍志念一下，小字就不用念了……隋书经籍志可与庄子相发明：

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聖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夫经籍者，先聖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记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昭王治；小史掌建邦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暨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禮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史官之旧也。

恩，行了，坐下吧。

隋书经籍志也是比较重要的，是相当重要的文献。他对学术的源流要比庄子——我们上面引的那段要详细，可以跟庄子天下篇——我们上面所引用的那一段去相互证明。第一段可以就我小字说的：此即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详解也，庄子就说了这一句。隋书经籍志就说得比较详细。这段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中国学术起源于史观传统。史观传统对我们中华的学术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华学术的起源当中，一开始它是经史不分的，后来才分出了经史器学，到周朝才有经史器学，子学还没有成立。到了后来，庄子写天下的时候就有了经史子器，子学也分出来了。在周朝分出经史器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周朝经史器学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但是也许在周朝以前就在分化，总之这个分化的过程是在渐渐的分化，但是在这我们就推测。在最早的年代，学术起源的时候这些学科还是没有分化的；也就是说一切的经籍，一切的学问，都起源于这个史观传统。因为史观是这个造文字，记载一切文字的功能，所以，最早的书，一切的书，都由史观来掌握。

下面我们来看，隋书经籍志在这段当中对这个问题说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这就是说的伏羲画卦；“后聖有作，仰鸟迹以成文”这就是说的仓颉造书；像这些呀，“伏羲画卦”，今天的人今天的学术，我们这个哲学也承认；但是仓颉造字，基本上就不承认了。但是我相信的，对于仓颉，我们的文字至少是由仓颉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字至少是从黄帝的时候开始有的。还有另外一说，就是在《陆史》等古籍里边说道是伏羲造文字。总之，我们的文字至少起源于黄帝时代，甚至更早。也就是说，伏羲的时候也许就有了文字，就有了汉字的-----这个象形文字的最早阶段。“仰鸟迹已成文”说的是仓颉造书。“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这段话就说到了，史观传统跟文字跟经籍的这种起源关系，比如说：文字和经籍——就是一切的学问和书籍，都起源于史官，因为史官是造文字的人。他们为什么造文字，是因为他们负有记载人类智慧记载语言和事物的职务。那么在没有文字之前他们就是用绳子，用结绳来记事。后来事情越来越多结绳不够用了就造出了文字。所以最早使用文字的就是史官，因为他们最有使用文字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文字即由黄帝史官仓颉发明，而最早用字纪事者亦是史官；故史官乃一切经籍之源也。”就是说史官是一切书，一切学问的起源。

“夫经籍者，先聖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这个说的就是周朝以前的史官，可能就是黄帝时代的，那时候就有了左史和右史，左史纪言，右史纪行。这里的言行主要指的是天子的行言。天子的一言一动都是有史官记录的，一直到后来，到清朝，清朝结束之前都还一直是这样。就是说天子的一言一行都有记录，这种文体在后来就被叫做起居注。《穆天子传》就是周朝时代周穆王时期的起居注。所以在史学部分就有专门的类别，就是起居注。这个史官至少起源于黄帝时代。也就是说黄帝时代就有了文字。看来这个文字和学问及史官确实是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的。“君举必书”君王的举动，一言一行都由史官记载在案，目的就是“惩劝斯在”，“斯在”就是指在这里。用史官的记录来对政治进行惩戒和劝勉。对的鼓励，错的劝谏。惩就是反面的，劝就是正面的。庄子曰“举天下非之而不加举。”那就是消极方面的：劝就是“举天下御之而不加劝”就是积极的，这里的劝，就不是今天用的劝谏，劝戒的意思，是鼓励的意思，努力，就是对正面的加以鼓励，更加精进地去做。

“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三坟五典是指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之书谓之三坟，五帝之书谓之五典，那就说，伏羲神农女娲总之三皇不能确定笼统来说就是这三个，伏羲神农是比较确定的第三个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女娲，有人说是隧人氏，还有人说是黄帝，这个不太确定。总之每一个皇都有一个，都有一部，都有一坟，加起来是三坟。五帝，普通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谓之五帝。每一帝都有一典谓之五典。至今《尚书》开头还是“尧典”。所以这个帝是典比较有正名。记载帝的事的用典，用典这个词是有正名的，尚书开头就是尧典，第二部是舜典。可能孔子当年删这个书的时候把前面的都给删掉了。孔子删书的时候据说文献还有三千多篇，删诗的时候诗也有三千多篇。把书三千多篇删成了一百多篇，把诗从三千多篇删成了三百篇。诗保存的比较完好，至今还是三百多篇，没有丧失。书在浮生背诵书的时候只剩下十九篇了，这十九篇是可靠的。后来古文《尚书》又多了一些，这个很有争议。我们书就从百篇到了几十篇，失传了很多。八索九丘据另外一个人的注解，我忘了是谁了，就是八卦和九州。八卦就谓之八索，有关八卦的知识就是易经、易学。九丘就是九州，九州谓之九丘。所以这个九丘属于地理知识。你看他已经有分类了。三坟五典属于历史，八索属于八卦，易学很重要，八卦的学问是中国学术之源，所以它独立出来了，易学成立的最早，所以它是独立的，也是比较早的。九丘就是九座山的意思，代表九州，属于地理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学术规范，学科的分类，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分类了，虽然是经史不分的，这里面三坟五典你说是史也行，说是经也行，还是处在经史不分的年代，但是已经有分类了，分成坟、典、索和丘四个。

“下逮殷周，史官尤备，记言书事，靡有阙遗。”靡，就是否定词，没有的意思，没有阙遗。则周礼所生，下面好多东西都是从周礼中引述出来的，周礼之前分左史右史，周礼里面取消了左史右史，立了五个史，就是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太就是大的意思，跟小史相对，可能就是使官的首领了，“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昭王治。”大史掌的是典、法和则。小史掌的建邦之志，太史掌的不是纪事的东西，而是制度，太史掌的是建邦的制度，典、法还有则，这些都是制度。小史掌建邦之志小史掌的是中国的即王所在国家的志，也就是记载，这是纪事的。定世系，辨昭穆。世系就是王的传承。昭穆，左边为昭右边为穆，在宗庙里面是要分出左右的，一带为昭一代为穆，分隔传承。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内史掌的是王的八柄，八柄就是王的八种权柄，是可以杀人的有生杀大权的这种法律，策、命。贰之的意思本来是他写一个副本，本来这东西是由主宰掌握的，主宰是这个正宗的掌握者。内史就是写一个副本所以叫贰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史官是为政系统的观察。外史对其他诸侯国的诏令以及四方的就是说其他诸侯国的史记。小史掌的是建邦之志，外史掌的是四方之志。这是相对的。内史掌周志，外史掌的是其他诸侯国的志，比如说鲁之春秋什么的，都是诸侯国的史部，以及三皇五帝之书，三坟五典。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志令以赞坟冢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史官掌握学问在周朝情况。

太史开始掌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相当于今天的宪法。我们中国从早就是法治国家不是单纯的人治，用西方那种蛮夷的没有传统的君主专制，他们从耶教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文化，就没有政治的经验。所以他们确实是专制，是君主说了算。我们不一样，是有典法则，不是天子以个人说了算的，这是根本制度。小史是中国的掌周志就是周国的史书。内史掌的是王的诏令，有关于内部的也就是有关于中国的诏令策命是诏令的形式。外史掌王外的事，即其他诸侯国的诏令，其他诸侯国的史书，三皇五帝之书还是经史未分。后世才有御史这个职务是一种监察的职务叫监察御史。治令就是法令的意思，但这是根本的法制这种事细节性的可能会随时变动，是一个辅助官员这就是周礼里面对史官学术的一个记载。记载的是相当详细了，通过这个就可以对史官学术的流变做一个了解。

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天子史官有五类，不是五个，一类有好几个，一二百人吧。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诸侯也有史官，只是没有天子这么多这么详细。但都有太史，还有别的，只是没有详细的记载。《春秋传》可能还是《左传》晋赵穿把灵公给杀了，太史记载的是赵盾杀其君。赵盾就是赵宣子，当时晋国官员的首领，最大的一个官了。宣子就不理解，不是我杀的怎么就记在我杀的呢？子为政卿，你是官员首领，你不讨贼，他还没出境，你不讨贼，那么弑君罪名就得归到你身上了。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也就是说杀了两个崔家的人他们都是史官。然后他的第二个弟弟就又写，就不杀了，知道杀不完算了。南史闻太史尽死。南史听错说，以为太史全死了，三位太史全死了，结果了，拿着竹简就去了，准备接着写，听说已经写了，才回去了。这段，可以看出中国史官传统的。史官这种直言述事的钢骨，是作为一名史官要把生命置之度外，不是一般阿谀奉承的人能做的了得。所以史官会负有劝惩的责任，得有骨气，得不怕死。

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里面就提到了，三五八九。这里面就表示了就是说这个史官在春秋这个时代，还是掌握这些书籍的，在诸侯国里面掌握古代典籍的这么一个职位。

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史官，诸侯的史官也不是一个人的，也有分工有多人。皆以记言书事。史官的职务就是用来记言书事的，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把其他的，这些史官所记的言和事，太史加以总结，加以整理变成国家的那个史典。

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其文可观，保存下来的还有左传所说的周志，国语里所提到的郑书，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国家之典，由太史总而裁之的国家之典。就是说左传所提到的周志，国语所提到的郑书。

我们下面，按：此即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之详解也。即此道术在春秋以前，乃由世代相承之史官传承之也。此又分两个阶段：一上古阶段，此时之学术经史未分，然自有其类别，即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体系也。至周则有典法则、志、策命、令等，俨然已具后世史部之规模。故经部早在西周亦已有其大概。又从周礼可知，器学在其时已然大备。此即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之详解也。至周则有典法则、志、策命、令等，俨然已具后世史部之规模。我们来看看，这个后世史部都包括哪些，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我们来复习一下。史部分了好多种，在四库全书里边不同的类型。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史钞、载记。正史是所有的以下这些题材的大纲，也就是说以下这些可能都是从正史里面分出来的，这些是来源于正史里面的纪传。下面，时令、地理、职官、政书这些是来源于正史里面的志。汉书是从正史里面的志在实际里面叫书，后来叫志了。史评是参考史记的这种论赞，在每一个本纪或者是列传后面他实际就会有一段太史公曰，那就是论赞，就是对这个对这一节的评论，后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个体裁叫史评，对史的评论。那么正史就是分世家、本纪、列传。史记后来还有世家后来从班固的时候就把世家删掉了。还有志、表这是正史的。那么这些志就相当于这个纪事，这些志就是记事的。或者是这些就跟这些有关，这些志跟这些有关，跟纪传有关。所以说别昭穆辩世系，显然就是本纪和列传所要做的事。诏令在史部里边就是诏令奏议有这两个，王之诏令然后王之外令。王之诏令、策命这些相当于诏令和奏议。奏议是大臣的上奏，诏令是天子政制。对典法则就是志里边要记载的东西。太史公书，那些书什么天官书、律书、礼书之类的，就是用来记一国的的制度，所以太史所掌握的这个，也是史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志。后来发展成志了，以及由志里边发展出来的职官政书。职官和政书再分官制官箴，都是国家的这个根本制度，以及比较重要的制度，太史所掌的，太史所掌的子部里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往后，太史小史基本上，基本上都在这个史部的规范里面了，都可以找到它的渊源了。所以我们说俨然已经具备后世史部之规模。这个是有根据的，也就说在周朝，或者在中华学术黄帝以后的那个年代还经史未分。但是至少到了周礼那个时代，经史器已经有已经有分化了，已经基本上都成立了。这是史部。

那么经部。看我们下面的小字。又礼记王制载：乐工崇四术，这里不是乐工，是乐正，不是乐工了，乐工是错字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个就是经部在西周也有其大概的证据。我们现在要说经和史一个定义吧，史是什么，经是什么？根本来说史是纪事的，经是记理的。经以理为主，史以事为主。那么史以述为主，经以注为主，再加上我们对功用的分法。那么史是政宗，经是教宗，通过这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区别经和史。这个经史我们还是得进一步地去思考，这是我初步思考的结果。这个经和史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的一个初步的结论，这是这个：经是明理的，史是纪事，这个理和事的区分可以来源于四库全书总目纪要史部的序言，夫学者言理于经可以定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杂学也。这个说的还是比较精要的，这就是理事的区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的序，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这里边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特征看来，史和经的一个重要的区分就是，经是明理的，史是来纪事的。

述和作的区分，这是晚清的经学家皮锡瑞先生做了一部经学历史，是一个最早的经学的通史，他这个在第一部分里边，就有这样一段话：皆由不知《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陈商在唐时无经学之名，乃能分别夫子是经、丘明是史，谓杜元凯参贯二义非是，可谓千古卓识。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博士云“左氏不传《春秋》”之意也；非缘饰经旨，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之说也。治《春秋》者，诚能推广陈商之言，分别经是经，《左氏》是史，离之双美，毋使合之两伤，则不至误以史视《春秋》，而《春秋》大义微言可复明于世矣。程子有一段话，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那到了今天蔡元培订立的学术规范里边就把春秋放到了史学系，就是以史事春秋，是今天的一个主流了。后世以史事春秋为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以史事春秋为褒善贬恶而已，是把春秋视为一个述事为主的著作，而对春秋所创的新例，经世大法的这样一个性质就不知道了。春秋就不是述事的史，他是制作。述的就是往事，述是纪往事的，作就是创作，创作一个新的经世的大法。就是新制叫做春秋制。休息一下吧。

王制这一段，那就说明在周朝，诗书礼乐已经成为学校的主要教材，所以从经为教宗这个角度而言，这个时期也许还没有经的名称，但是这个时候经已经初步有了。假如我们从掌握他的人角度而分，史官掌握的属于史部的范围，用作学校教材的就属于经。从掌握他的人来说，我们可以再加一条经史区别：史官、史学、史部；经学、经部、经部之书，全民学习的用的教材，全民都需要学习的就是经，史官掌握的就是史书。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区分经和史的标志。从这个标志而言，从西周的时代，经书和史书已经有区别了，经部和史部已经初步的分化了。史官掌握的书很多。像诗书礼乐也都在史官的掌握之中。那么全民都需要学的就不是史官所掌握的全部的书，如果那样的话，全民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全民需要学习的是那些最精华的，对人生对政治最重要的、为全民提供信仰的那一部分书籍，也就是介绍常理的书籍。对为政，直接为人生，比如修齐治平最有关系的那些书，有全民来学习，那就是经书。从这里看看经部和史部，经学和史学，经书和史书已经初步分化，在周礼的年代已经初步分化，所以我说，经部在西周已有其大概。上面就是说，在这个周礼里面，那个史官所掌握的史书，俨然已具后世史部之规模。那么在这个经部在西周，也已有其大概。也就是初步的经书和史书。经部和史部已经初步的成立了。

我们在去进一步的研究周礼，我们就知道，器学在其时已然大备，由此则中国学术发展之周初，已具备经史器学之体制。三学各有传承制人，史部史官传之，经部士大夫传之，学校教育的主题是士大夫阶层，器部之传则散在各种身份也。

三学各有传承之人：史部史官传之，经部士大夫传之，器部之传则散在各种身份也。据周礼，则工学司空百工传之，农学司徒稻人虞人土训牧人等传之，方技医学则医师传之，术数则太卜卜师龟人占人占梦等传之，兵学则司马传之，刑律学则司寇传之，礼学宗伯传之，天文学则冯相氏保章氏传之等等。诸学皆有专守，科目完备而详晰；颇令直线进步观之信徒挢舌不下也。此时学术之传全在官学。据周礼，则工学司空百工传之。工学里面分的很细，那么每一种工学就有具体的身份来传，比如制酒的，有酒正，总之有关酒的那个职官传。农学就由司徒稻人虞人士训牧人等传之。方技医学的医师，医师下面还有具体科目的人由这些人传之。术数则太卜卜师龟人占人占梦。兵学司马传之，所以后来兵学一部最早的叫司马法，用司马做他的书名。刑律学则司寇传之，孔子曾经做过鲁的大司寇。这个司寇就是今天的公安局局长，是管抓犯人的。所以刑律之学由司寇传之。礼学宗伯传之。春官宗伯是礼学的主掌者，天文学则冯向氏保章氏传之。从这些学问，这些器部的学问都各有专人，都分的很细，可以看出这是的器学已经相当完备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状况了。诸学皆有专守科目完备清晰，完备而且详细，颇令直线进步观之信徒挢舌不下也。挢舌不下就是瞠目结舌的意思。此时，学术之传在官学。所以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从周礼里面我们就看到经史器学在西周的年代已经初步的成立了，或者说已经成立了。

下面，孔某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证雅颂，礼崩乐坏咸得其所。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刚才说的经学历史，他属于今文经学的著作。皮先生属于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写过一部经学教科书，他家是古文经学的世家，他的长辈三代共注一部《左传》，已成为学界的佳话。左传是他的家学，左传这部古文学的重镇。刘师培是古文学派。古文学派的观点就是可以六经皆史的这种观点。今文学派崇经，严分经和史，古文学派对经的地位有所贬低，具体对孔子的理解来说。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既是圣又是王，是父王，是文王，是改制立法者。今文经学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史学家。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作六经。这个古文经学就认为述六经。这时就体现了作和述的区别。认为孔子对六经的关系就是整理现代的文献，给它加以注释，是一个新古学家。这个作的成分他们是不承认的，连作春秋都不承认。他认为春秋是鲁国的国史，孔子加以整理，孔子就是一个传经之人，不是作经之人。所以开篇，这个今文经学这个经学历史就说，孔子之前不得有经，孔子作六经，经学创自孔子，六经也开始于孔子。孔子之前不得有经之名。经和经学都创自，开创于孔子。这是今文经学的观点。古文经学就是孔子之前就有六经。，远古之六经，刘师培这个经学教科书就分了好几节在开头，远古之六经，周朝之六经，孔子定六经，古文经学认为六经在孔子之前都有了。

那我的观点是今文经学是古文经学呢？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你看我既然说在经部在孔子之前，在周朝已经分化了，那就是说我似乎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我又不赞成古文经学这个六经皆史，所以我是古今各去所用的平章，我们就不用严格遵循古文和今文的家法了，我们还是以正理为规，我倒是在我的根本立场上同情今文经学，但是今文经学有时候说的有点过。比如说孔子作六经，在经学历史上六经全是孔子作的，这个是有点过分的，我们还是认为六经之中有一部分是孔子作的，有一部分是述的，他们拼命要把述的成分压低，抹掉，这个也有点过分，他就是有这个门户之见，他就是与古文述的观点划清界成分。也就是说孔子是一个温故而知新者，是既述又作者是一个中道的大圣人。就不是只有作的，比如说经学历史里关于易经在孔子之前只有卦没有辞，这个爻辞和卦辞，都是孔子做的，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普通的观点，都是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拼命加大孔子作的成分，他还有他的根据。在周公世家和文王本纪里都不说作卦辞作爻辞。所以就推出了，卦爻辞也是孔子所做。在孔子之前，易经没有文字的，只有卦这个符号。文王重卦，那周公在这里面干了些什么呢？就搞不清了。所以卦爻辞的问题还可以在研究，到底是文王周公还是孔子做的，当然皮先生提供了一个角度，我们先不要下结论。但是在今天就又走向一个反面了。他是继承了六经皆史的观点，拼命的贬低孔子作的这部分，把十翼跟孔子也脱离了关系，认为十翼是战国的，甚至是西汉的作品，这也太过分了。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孔子作十翼。十翼就是易经的传，就是说卦传、戏辞传之类的。所以孔子和易经是这样一个经和传的关系。孔子作传。那么春秋是孔子作，其他的诗书礼乐，孔子就是删定诗书。但在删中，孔子就喻作于述，喻述于删，喻删于定吧。诗经里面就说：孔子名四史。以关雎为风之史，鹿鸣小雅之史。史的四史。所以这个整理里面，就加进了，其实就是一个解释系统，孔子有关四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为什么要取这一篇，诗三千多篇，并不是每一篇都是有义理的，孔子就选了里面有义理的，子衿篇刺学校之废也，认为是一篇情歌，如果不按照释义来看的话，就是一篇关于情爱的诗，那么关雎说的就是文王和他的后妃之事，如果不加上解释系统的话也只能看作是一篇情歌了。

所以这个解释系统是很重要的。这个解释里面就喻了孔子的义理。所以这个里面是喻述于作的。没有孔子的解释系统，那么经学就只有材料，还不能成立。所以我们认为，经要分经和经学两部分。经部的经书在西周已经有了，但是经学还没有。我们可以说孔子创立了经学。创立经学的标志就是孔子给出了关于六经的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经由子夏这些文学的弟子传于后世，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承孔子所创立的解释系统的经学。所以这个解释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读诗经一定要遵照解释系统，不能遵照其他的解释系统，比如说社会学，各种西学的解释系统。如果按照西学的，就会产生两个错误的解经方式：一个叫师心自用，一个是西学。

师心自用就是以经解经，不看解释系统也不看西学，自己想出来的。这个有问题，但还不是主流。今天的主流的解释系统就是西学，以某种西学来解释我们的经，这样这个经就不成为经了，经就成为了历史书、文学书等等。只有在孔子定的解释系统里面，经才称其为经。所以经学就包括了两部分：一个是经文本身，一个是解释系统也就是传。这个传由两部分组成：注疏和通论。这都是传，注疏就是六经郑玄注孔颖达疏这种，通论就是大学中庸乃至春秋繁录这样的著作，以及比如说郑玄曾经做过六艺论这显然是一个通论，这些都是传。由这个才有经，经传合起来才叫经学。我们可以给经学一个确切的解释了，由经和传结合，有经有传，经和传的总体叫经学。没有传的就叫经了，加上传叫经学。

所以这样解释，我们就比较公允地评价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孔子的地位就不像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孔子就不是完全创立了经学和经教，他这里面有述有作。释迦牟尼佛和佛教的关系就是一个创教的关系。对于传统文化的婆罗门教他是反对的，他是反婆罗门教的。由反婆罗门教创立佛教，这是释迦牟尼和印度文化的关系。他是创教，是一个正和反的关系。孔子和道术的关系就是一个既述又作的关系。所以孔子就不是完全的创作了经学，而是述作了经学。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是完全的这种创，述的成分不显。孔子就是述作的经学。所以孔子这边的道术以及与道术的关系，就是孔子传承了这个道术，而释迦牟尼佛就不传承他们这个婆罗门教了。所以释迦和孔子的差别，古文经学偏在述上，今文经学偏在作上。我们取一个中道，我们说是既述又作，述作了经学，既有温故，又有创的成为，在今文和古文经学折中。但是不管如何，古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史，这显然是错误的。

大家翻到5.7，柳先生就说了，看来他不只是一个史学家，还是一个古文学家，信服古文学的观点，还很典型。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也。故汉志有六艺，不专立书目。下面又说儒学即史学，这就是明显的六经皆史的观点。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小字，然自孔子定六经甚至自西周以诗书礼乐造士以来经与史一为常道，一为事迹，一为教宗一为政宗，毕竟当分别，不当将经学并入史学。故六艺毕竟当属于经学，不当以为史学也。所以这儒学即史学，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全面的说，儒学即经史之学。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如果最狭义的说，儒学是经学，在广义一点，儒学是经史之学。在大一点的话儒学就是经史子器之学。这个是儒学的一个理解。所以柳先生认为儒学即史学，这个是我们不能承认的。儒学最核心的那个部分还是经学。不能把经学模糊为史学，这个是有问题的。经和史还是要区分的。

那我们再翻过来，这样经和史的区别就越来越清楚了。那我们再往前去想，史官是一切的经史之源，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源头上，史官所掌握的就是一切学问。那个时候经史不分，经史不分的学术代表就是三坟五典这些，这时经和史还没有分，这些里面有经也有史，当诗书礼乐把史官的责任定的更明晰的时候，经和史就分化了。诗书礼乐就分出来了，成为了士大夫的、周朝官学的教材。这时经久初步成立了。但是经学还没有成立，但是已经有了经，也许还没有经之名，但是已经有了经之实。经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他是全民的教材，以此为他的主要特征。有了这个特征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书是经了。但是这个时候经学还没有确定，也许这时候也有对经的解释。也有解释系统，但这个解释系统远远不够完备，不够统一。可能每个老师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教诗书礼乐，没有一个完备的统一的解释一统吧。所以这时候有经无经学，经还只有四个诗书礼乐，易和春秋还没有作为教材，所以易和春秋还不是经。在这个经分出去以后，史部在周礼史官的详细的规定里面也俨然基本成立了。这个史官所掌握的后世的历史书里面，正史乃至历史书里面，系科的分类在那个里面已经大概有其分类了。这样经和史都初步的分化了。器部也有了，因为有了专人的掌握和传承，因此也相当突出的成立了。正是因为在西周的时候，史学的规范已经有了。所以最后我们引得这段话，这一段的评价是非常公允的，他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就是恢复了史官传统，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新创，史记有纪传书表世家这样一个规范，是史官传统的，原来就有的。在西周的史官传统里面已经有了他的先例了。所以它只是史官传统的一个恢复，而不是他的新创的规范。

11月14日第十周中哲原著导读课第三节课录音整理整理人：贾俊超

从我们列的这些经学的特征来看，经学教科书和古文学的观点对经的这种看法，和经学历史和今文学对经的看法都有他的道理。我们说，经的一大特征是它作为学校的教材，从这个定义来看，在孔子之前有经就是必然的。因为官学产生的时间很早了，至少太学的传统要从尧舜那一时代开始谈起，从尧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太学。太学里面一定要有教材，估计也就是诗书礼乐这些东西。至少在孔子之前西周的时候，已经在用诗书礼乐做教材了，所以说在孔子之前有经，在这个角度来说就有他的道理，但是不全面。我们说经除了是学校的教材之外，它还有一个完备的解释系统。没有解释系统，我们所说的解释系统特指孔子所定的解释系统。没有这个解释系统之前，经就不能称之为经。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学历史所说的，孔子之前不得有经，也有他的道理。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全面地来看。我们就可以给经做一个发展的看法——经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从萌芽到完备经过了一个过程。从它做教材开始，就已经有了经的性质但还不是完备的经。到了孔子，孔子创立了经学，这个经才成为完备的经，经才得到最终的确定。这样我们对今文学和古文学对经的看法上，给了一个调和的中道的看法。

那么我们可以把经史的分化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经史不分的阶段，这个阶段也许到尧舜的时候。从尧舜的时候建立太学，那个时候经史就开始分化了。所以经史不分的阶段，我们初步可以确定到尧。从尧开始，经史就开始分化。从尧到周朝是第一个经史分化的阶段，也就是说，这时候经只有一个特征——作为学校的教材的特征，所以这时候的经还是初步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孔子定六经。这时候的经就有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学校的教材，一个是也有了完备的解释系统。虽然它在做学校教材的时候也有解释，但这时候的不完备也没有统一，人各一说，还是很萌芽的状态。这时经的分化，进入了这样两个阶段，同时史也进入了这样的两个阶段。

孔子删定六经的时候，经和史的区分更加严格了。我们说经学的最终确定始于孔子，史的最终确定是司马迁的《史记》。所以在史学中，司马迁具有孔子的地位。孔子是经部规范的确定者，而司马迁是史部规范的奠定者。两千年当中，经学遵从孔子，史学就遵从司马迁。在周朝，我们说的五个史（官）的分工当中，它的规范还是一个前史记的阶段。到了司马迁做了《史记》，确立了记传、志表的规范以后，就没有动了。所以司马迁和班固两个人，特别是司马迁，班固对司马迁的规范只做了小小的修改。所以史学的规范的奠定者是司马迁。这样我们基本上就把中国学术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初步的分化再到经史各自规范的确定理出了头绪。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在研究这些之前，我自己也是挺模糊的。所以教学相长的研究过程中，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以后，这些问题越来越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在庄子的时候经和史的区分已经是确定的了。因为它经过了初步的分化，孔子已经定了六经，只是史学的规范还没有成立，但是史学规范在周朝的时候具有了雏形了。所以说庄子做《天下篇》的时代，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后代四部的经史的概念去理解了。总之，庄子的时代远远不是经史不分的时代了，做《天下篇》的时候，可以说经史已经分化了。所以我们在注《天下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注“其明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此言道术之传，其一在史官所传承之史学，其二在诗书礼乐者。我们说道术之传在士大夫所传承之经学，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这段牵扯到我最近和张文江老师探讨对《天下篇》的看法。他对这段就提出了看法，就说旧法世传之史是奠定史学，他说就不能引入四部的概念。我上文就是对他的一个回答，我觉得还是可以用四部概念来说《天下篇》这个时代的。那个时候经史已经是分化的。经和史的规范差不多都已经奠定了，所以经和史的关系弄清楚还是有必要的。

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就像四库提要里面说的：“研理于经，可以定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总之，经史之学是我们传统学术的两个根本，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传统的儒生都是通经通史的。通经不通史，那是不行的，就有问题。在这个张之洞先生编的《问答》到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们治传统学术的很重要的指导，“治学要先通小学，小学通则经学为可信。通了小学，你对经学的理解才不会出问题。所以要先通小学，小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比如说，读书从识字开始，如果你字都识错了，那你的书就不行了。你认字才能通道理。所以小学通很重要，...句逗这时最初的入学功夫。小学通，小学通识四书，从小学再经过四书的阶梯再到经学，所以经学为可信。那么然后，通经学则史学为可信，从经学到史学。通了经史则经济为有用。通了经史以后理学为可信（有用），总之下面是理学。然后通了经史，你的词章才有用。

经济——从政、经商这都属于经济，并不是今天的经济，经商治国的活动、各种实践都叫经济。你的经济成就乃远大。所以小学是经学的基础，经学是史学的基础。经史是后面的基础，比如理学、词章。这里理学对经史的关系我不太赞成，理学不能在经史之下，理学应该放在经学里面。所以它这里面还是把理学置于经部之外这样的错误的认识，其他都没问题。你通了经史你的词章才能有用，你做文章、你作诗，你的诗才不是无病呻吟。你才能起到经邦治国的这种传道，文以为载道的，文以经邦治国的作用。所以杜甫他们这些人都是通经通史的，今天的这种纯文学家就是无病呻吟，所以煽情。今天的文学无非是煽情，这就没有用了。通了经史去从政、经商、从政，你是有远大的政治成就。你去经商，你是个儒商，你的赚钱才有用，才不会有害。你不通经史你赚那么多钱，有了很大的能力，有了很大的能量可能通经你的钱；你去从政，你的政治权力，你的经济权力就有很大的危害。所以经史很重要。

但是经史要分清他们的分际。把经理解为史，把史理解为经都有问题。把经理解为史就是古文学六经皆为史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以后，在近代、现代、今天的都影响特别大，今天基本上还是这种对经的理解还是六经皆史的这种观点，所以在这种理解当中，经不能称之为经了，经就成为历史学、文学、民俗学等等。经就不经了，所以六经皆史这种观点是有害的。把史理解为经，这是艺文志当中所犯的错误。可能从刘歆刘向的七略开始。把《史记》太史公书列到了春秋下面，列入了经部。很显然，你列入经部，就是经了，起码是传。所以把《史记》放入经部就是，这种六略体系中最大的错误。

所以六略独立于史部，是他最大的缺点，我们已经反复说了。那我们现在就指出来他这个缺陷的，那时候他把所有的史学著作，《战国策》之类的《战国策》、《国语》、《史记》都放入了《春秋》下面。这些都是史书，《战国策》、《国语》记言的史书嘛、《史记》开创后代史学规范的一本书，它不是经学，它既不是经学也不是传。这些书应该正确的放入史部当中的，他不是经的传，也不是经本身，所以放入经部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是以史充经，混史为经。所以我们现在指出来，它为什么不立史部是它最大的问题。那有这样一个问题，混史为经。混史为经也有问题，混经为史问题就更大了。

所以言理于经，明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所以还是要明了经学，经学是我们起用的根本。也就是说，我们明了这些往事，你要起用还要通过经，所以还要过度到经，经是起用的根本。史要起用，史是不能起用的。史学只有明得往事的作用，你知道往事但你还是不知道今天的事怎么办，所以你的从往事，你得加以比量，比到理上去，比到经的理上去。这个史的作用就是让你对经的理有了更多的具体性，更多的明了的具体的理。史明了了往事，你在回到经的理。经的理即成为具体的丰满的这种理，它的起用的作用就更明显了。经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应对现实的根据；史还不行，史的作用在于我们对经的道理起到具体化，明理化的作用，给我们提供借鉴。然后在经的这种理的作用下才能起用。

这些问题很大，要慢慢的思考。总之，我们要应对今天的问题，离不开经史，离不开经史为根本的传统学术这种精神的研究。以经为根本，以史为借鉴，我们才能够提出世界文化、世界文明乃至中国文明的出路，我们如何应对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只有在这个里面，以经为本、以史为鉴的里面才能找到答案。所以我们这个经学就不是史学，经学不仅仅是研究往事，研究记载的，经学的目的经学是要起用的。所以我们可以再加上一条经和史的区分，经学是起用的，史学是以述为主，这个是以往事为主。这个经学是以制作、是以应对现实为主的。制作显然是对现实的应对了。所以我们起用的根本还是经学，史学是起用的借鉴，启用的辅助。史学的主要作用还是述、是记载、是明了往事。正是因为如此，正是因为经和实践的关联如此密切，所以它才作为天下人的刻板。他是天下人都需要掌握的一个内容。是天下人，从上到下，自天子至庶人，都需要学习的一个内容。

史就是史官掌握的更加庞大的学问。所以史官是天下学问最大的人，像老子。老子所传的学问，孔子问礼于老子，所以老子不仅仅是通辩证法的，他对礼是很精通的。礼学，诗书礼乐的礼。法家也尊老子，我记不太清了，老子的学问是很广的。因为他的是周的守藏史。守藏史据说是图书馆的馆长，所以他所有的图书，那时候所有的图书都是有史官掌管的。所以当时史官是周朝以前最有学问的人。从周朝官学失守以后，天下最有学问的人就不是史官了。史官散落到民间了，史官从周朝流落到诸侯国，然后从诸侯国到了民间。所以史官就失去了学问最大的人的地位。从春秋战国以后有私学，学在民间，最有学问的人就是那些办私学的、从私学里面教育出来的大师。像什么吴起是曾子的弟子、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弟子。后世的诸子百家好多都是从孔子的弟子那边来的。所以从春秋以后最有学问的人就不是史官了。

这样我们就解释了庄子《天下篇》里面为什么把“旧法世传之史”放在“诗书礼乐”前面了。就是因为在春秋战国以前天下的一切学问都掌握在史官的传统里面，所以它列的最前面。一直到庄子的时代，史官都还是掌握这些学问的人。第二列的是经书，也就表明经是从史官掌握的那些书里面分化出来的。史官掌握的那些经史不分、一切的学问都掌握在史官里面，经史从史官掌握的学问里面分化出来的，所以先列史官再列士大夫的经学。这就是历史演变的次序，不代表地位。史官所掌握的史学不代表史官所掌握的史学在经的地位之上。它是历史演变的地位，表示的是先有的史官传统和经史不分的学问，在从中分化出来经学，在分化成百家之学。百家之学我们说了很多人都是孔子弟子的弟子，所以就在孔子定六经之后，包括庄子。庄子据说是颜氏颜回颜子之嫡系的弟子，所以庄子对颜子颜回的学术的记载比论语里面还要明确、精深得多。庄子里面颜子的功夫心斋坐忘可能就更加接近于真实，比论语里面非礼勿视的颜子要高明，要更加接近孔颜论术的真实。仅仅是非礼勿视很难达到孔颜乐处，要有心斋坐忘高级的功夫和朝彻见独的境界才行，仅仅持戒不行，达不到箪食飘饮的境界。

下面家亮念秦史焚书的课文。

史记中有关焚书的记载可以证明，经史子器之分科体系事实上久已存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学也；非博士官所职，敢有藏诗书经学也百家语子学也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方技卜筮术数种树农学之书器学之主体也。又史记李斯列传云：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六国表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经诸侯史记史犹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出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故以灭。惜哉惜哉，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由此可知，七略不列史部，并非承自古法，而是秦火烧去史部又不可如经之复得所致也。四部之独立史部也并非新创，而是经近千年之积累史书渐多而自然复古人之旧而已。

秦国的烧书在庄子之后了，经史子器都已经成立了。在庄子的时代，子部都分化出来了，都有百家学了。在秦朝建立李斯那个时代，战国都结束了，百家都快结束了。所以说经史子器的分科体系在那个焚书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存在了。所以从李斯上的表中能看出来，他这里面就有一个学术的分类。“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这时候史官就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了，所以史官所掌的已经就是史书了。那些三皇五帝之书，那些其他的都不是重点了，就是记事的史书已经是史官所掌的重点内容。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这就是史书，“非博士官所职，敢藏有诗书”这就是经学了；“百家语”子书；不去的时医药、卜筮、种树，医药是方技，卜筮是术数，种树是农学。这些就是器部的主体。所以你看在李斯的表里面就隐含着经史子器的分类，非常明显的。在下面李斯列传里面也是一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这里面就没说史书，文学诗书是经书，百家语是子书，所不去的全是器部之书，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史记就是指史书。所以在《史记》之前，史记名称就是对史书的统称，不是司马迁所做的太史公书的专称。因为把这些都烧去了，司马迁回复了对史记的传统，因此他得了史记的专名，得了专有权。诗书所以复出者，因为多藏人家，没有烧完，所以就出来了；史记只藏在周朝的图书馆里，烧了就没了，所以司马迁先生表示了惋惜：惜哉惜哉，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就剩下秦国的史书，还不载日月，文还特别简略，把其他国家的史书全烧了真实可惜。这个文化总是在战火里面一线不绝九死一生。我们中国文化还是保存最好的，其他文化都断了。

所以七略不列史部，并非承自古法。好多人认为七略是有所传承的，大概是承自古法。我们看来起码七略不列史部不是承自古法。它里面不列史部是有问题的，我们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理由，即史部的书太少，就说史记一百三十篇，一百三十万字，也不少了，再加上《战国策》《国语》也有好几百万字，不错了，可以列史部了。不列史部还是说不通的。七略不列史部，有问题。所以他把史书放在经部，以史混经就是我们说的大大的有问题了。四部之独立史部也非新创，而是恢复古人的周朝以前就有的传统。

《西学之中学渊源》西方伪史考辨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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